奥一报料频道

在今年“两会”上，看病难、看病贵所折射出的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痼疾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，有政协委员称，我国要建立“全民医保”制度，但目前要实现“全民医保”还有难度，简言之，“全民医保”是追求的目标，但目前似乎还火候未到。

反对“全民医保”，或者认为“全民医保”时间未到的最重要理由是，这笔巨大的开支会增加财政负担。这其实并无道理，医保水平总是和财政承受能力呈正比，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超越财政能力的高福利的医保方案。医保方案完全可以先搭建起平台，随着财政能力的逐步宽裕，再予以完善。

首先要说明的是，全民医保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，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实现了“全民医保”，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开会，讨论“到2000年人人享有医疗保障”的目标，中国的医疗体制便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。但到了2000年，世界医疗组织对191个成员国进行评估，在医疗筹资的公平性方面，中国排在188位，倒数第四，仅比巴西、缅甸、塞拉利昂稍微强一点。这个巨大的发差，足以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汗颜。

实际上，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政府医疗卫生开支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，到1983年达到最高点，此后的年份中，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逐年下降，到2002年，从原先的35％降至15％，这个水平远远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。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“全民医保”和财政增长并无直接关系，因为国人所享受的医疗福利，正是在财政能力大幅增强的背景下丧失的。

现在到了必须“全民医保”的时候，首先，财政有能力为一定程度的全民医保埋单，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，财政汲取能力大大提高，仅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就将近1800亿美元，与其坐等人民币升值，不如将财政中沉淀的一部分自己拿出来，进行医疗保障建设。其次，随时可能支出的巨额医疗费用，让个人失去了对未来稳定的预期，进而抑止内需。第三，在改革初期，我们忍受一定的不公，以换取资源配置的合理和效率的提高，但必须对利益受损者有所补偿，否则就丧失改革的动力。

“全民医保”需要全新的制度安排，也需要全新的思维，中国有句古话叫“知难行易”，只谈财政压力等现实困难，“全民医保”这一当务之急，永远排在了财政开支的最后一位，建立恐怕是遥遥无期了。

奥一网友王恒利